一轮小练24

历史一轮复习小练习24 明清经济1

1．明清时期，佛山镇位列四大镇之一，铁器制造业规模宏大，铸器精良，远近闻名。当地还出现了铁器制造的若干行会，如锅行、铁灶行、炒铁行、钉行、农具杂品行等，由此可见（　　）

A．市镇经济滋生资本主义萌芽B．明清时期铁器产业化趋势明显

C．佛山成为全国铁器制造中心D．铁器制造与百姓日用息息相关

2．清初，民间的富商经常通过向朝廷捐献大量资金，以获得监生、候补道台等名誉职位，从而跻身士绅阶层；同时，富商也投入巨资收集古籍善本、金石书画，并建造藏书楼，如扬州阮元所建“隋文选楼”就收藏超过两千五百部的“善本”。这些行为反映清代（　　）

A．社会转型动力不足B．社会发展暗藏危机C．商品经济蓬勃发展D．商人地位得到提高

3．明中后期，各地出现具有全国影响的特色产业，如苏松地区的棉纺织业，杭州的丝织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广东佛山的冶铁业，福建的造纸业，河南、山东的棉花种植业等。这一局面的形成（　　）

A．实现了南北经济的平衡B．瓦解了传统生产方式

C．促进了工商业市镇发展D．提升了商人政治地位

4．下表信息源自一部反映明末江南地区一农户年经营状况的农书。据此判断，该地区（　　）

A．农业雇工成本增加B．对外贸易带来白银货币化C．工商皆本思想盛行D．家庭生产呈现商品化特征

5．山西《平阳府曲沃县均田记》碑刻记录了某一时期土地清丈的实施过程：知县公布清丈条例；个人申报，乡里复核，形成鱼鳞图册；确定税粮额度；攒造黄册。当时土地清丈（　　）

A．造成了户籍管理的混乱B．加剧了土地兼并的程度

C．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D．加强了对地方官的考核

6．下面为1811年山西某商人家庭的一份分家书（摘编）据此可知（　　）

A．商业契约规范行业竞争秩序B．晋商群体接纳近代经营方式

C．商品经济发展冲击血缘亲情D．财产分配影响产业代际传承

7．表1呈现的是明代小说中描写商业活动的片段。该表折射出当时（　　）

A．白银资本催生典当业B．徽商热衷资助文学创作C．地域性商人群体活跃D．货物交易依赖长途贩运

8．清朝康雍乾时期，经济繁荣、国土开发、人口急剧增长，但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不明显。如康熙朝末期，清廷财政岁入平均约为白银4000万两；而在乾隆朝时期，财政岁入在4300万两～4800万两。据此推知，当时（　　）A．地方财政出现了困难B．社会治理危机显现C．国家注重征收实物税D．人口赋税负担较轻

9．乾隆元年所纂《山东通志·田赋志》：“任之土者谓之赋，任之力者谓之役。今则滋生人丁已免其徭，而原额之丁又编入地亩，是无所谓役也。故以‘田赋’总之。”对上述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

A．百姓赋役获免除B．地丁合并征收C．各民族平等征收D．人身束缚加强

10．中国古代的“丁”多指成年男性，但清中期以后某些册籍中表示“丁”的数量却出现了小数，如道光年间《保宁府志》载当地丁数实为“15232.6894664丁”，又或者对“丁”的统计使用“升”“合”“勺”“撮”等粮食计量单位。下列能解释上述现象的是（　　）

A．户籍管理松弛散乱B．赋役变革摊丁人亩C．地主赋役转嫁佃农D．实物折算银两征税

11．清代《帝京景物略》记载：“正阳门外西河沿，街南多粮坊，商贩自通州漕运抵此；街北则茶楼酒肆鳞次，夜夜灯火如昼。其东巷专营皮货毡毯，西巷汇聚南北药材，四方客商各趋其市。”这反映了当时（　　）

A．长途贸易的兴盛B．专业化市场的发展C．工商业市镇繁荣D．抑商政策有所松弛

12．明代江苏、浙江两省农民大多种植榨油用的乌桕树，徐光启说，“两省之人既食其利，凡高山大道，溪边宅畔，无不种之，亦有全用熟田种者”。据此可知，明代（　　）A．农业领域出现地区经济分工B．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逐渐解体C．全国统一商品市场体系形成D．工商业发展影响农业种植结构

13．明代《闽部疏》记载：“凡福之紬（绸）丝……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但同期西班牙传教士记载，福建沿海常有“倭寇”劫掠商船。这种矛盾现象说明明代（　　）

A．商品经济发展与海禁政策的冲突B．地方经济繁荣与社会治安的矛盾

C．中外贸易活跃与海防力量的薄弱D．区域经济互补与国际贸易的矛盾

14．下表所列为17世纪60—80年代中国商船赴日本长崎贸易情况（单位：艘）对此解释最合理的是（　　）

A．朝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B．局势变化使海禁政策有所松动

C．东南倭患问题彻底解决D．中国获得太平洋贸易的主导权

15．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要求。（14分）

材料一   元朝漕运主要依靠海运，明朝海运停罢，河运成为漕运的主要方式。欧洲传教士利玛窦（1583—1610年来华）提出了一个疑问——“明代人为什么不通过海路将粮食运往北京？”他指出，这对欧洲人来说非常奇怪，维持这些运河通航的费用每年达到一百万，从地图上判断，人们可以采取一条既近而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对此，他进一步推测：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海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他们认为从海路向朝廷运送供应品会更加危险。                                       ——摘编自《利玛窦中国札记》

材料二   有学者尝试从其他角度解答利玛窦难题：明初曾沿用海运；到了永乐年间，山东等地方为了缓解因北征蒙古和营建北京带来的运输压力开通了会通河，并将其与地方开发联系起来，使朝廷顺势放弃海运。这样，地方上就围绕运河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地理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商业流通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且黄河与运河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放弃漕河将意味着任由黄河肆虐——这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们和关心地方的官员心中都是不可接受的。此外，明代漕运制度中产生了以河道总督为首的河道管理系统。管河官员们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都要从治河中体现，所以他们对恢复海运的态度非常谨慎。     ——摘编自樊铧《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

（1）根据材料一，评析利玛窦的“推测”。（7分）

（2）综合材料，指出材料二中学者分析利玛窦难题的视角，并简析明朝停罢海运的影响。（7分）

历史一轮复习小练习24答案

1．【答案】D

2．【答案】A

3．【答案】C【官方解析】明清时期，随着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形成全国范围的商业贸易网络，在此过程中集镇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专业分工，结合所学可知，带来的影响主要包括地域性商帮的形成、工商业市镇的繁荣等方面，故选C项；明中后期，各地区域性产业分工及发展虽然能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但远未达到实现全国范围内经济平衡的程度，排除A项；苏松、杭州等地纺织业、丝织业的发展，促进了雇佣劳动的流行，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由特色产业所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是零星的，且从深度看，尚未达到“瓦解传统生产方式”的地步，排除B项；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依然，四民结构没有改变，商人虽然在财富上比较富足，但政治地位没有发生改变，排除D项。

4．【答案】D 从表格可知，种田地、织绢、养鹅等经营均涉及盈利情况，如织绢盈利银30两，这表明农户生产并非仅为满足自身需求，而是大量投入市场以获取利润，呈现出商品化特征，故选D项；材料仅给出雇工成本银12两，未提及成本变化情况，不能得出农业雇工成本增加，排除A项；材料主要围绕明末江南地区一农户年经营状况，未涉及对外贸易相关内容，无法体现对外贸易带来白银货币化，排除B项；工商皆本思想是黄宗羲等明末清初思想家主张，但材料仅记录农户具体经营，未体现思想传播或实践，排除C项。

5．【答案】C   6．【答案】D【解析】材料中王加思年老分发家产，恒裕当生理作为核心产业不分拆，转为合伙经营，父本钱1000串作2股，兄弟四人各出资1500串作3股，各带人力一股，共18股按股分红，这反映财产分配通过合伙形式实现产业代际传承，兄弟共同继承经营确保商业延续，符合清代晋商家族企业以分家书安排财产、维持商业规模的史实，故选D项；分家书是家族内部财产分配与经营协议，而非行业间的竞争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多由行会章程等约束，与题意无关，排除A项；1811年中国尚未进入近代，排除B项；兄弟合伙按股均分利润，体现血缘亲情支撑商业合作，而非被商品经济冲击，史实上晋商强调家族凝聚力，排除C项。（非官答）

7．【答案】C【解析】题干中三部明代小说皆提到徽州人在多地从事商业活动，反映出当时地域性商人群体即徽商活跃，资本雄厚，活动范围广泛，商业经营形式多样，故选C项；题干虽提及典当业，但未表明是白银资本催生，且材料反映的并非典当业相关原因，排除A项；题干只是小说对商业活动描写，未提及徽商对文学创作的资助，排除B项；表格中主要强调的是徽州商人在不同地区开展商业活动，而不是货物交易依赖长途贩运，没有突出长途贩运在货物交易中的必要性，排除D项。

8．【答案】D【解析】清朝康雍乾时期推行“摊丁入亩”政策，将人头税（丁银）并入土地税，减轻无地或少地农民负担，导致人口激增而税收未显著提高，材料中人口急剧增长但财政收入仅从康熙末年的4000万两增至乾隆朝的4300万～4800万两，说明人均赋税负担因税制改革而减轻，故选D项；地方财政困难需结合地方收支数据，材料未提及地方财政的具体状况，无法直接推断，排除A项；康乾时期被视为“盛世”，社会整体相对稳定，材料未体现治理危机，排除B项；清朝税收以白银为主，实物税比重下降，且材料未涉及实物税内容，排除C项。

9．【答案】B【解析】原文中提到“原额之丁又编入地亩”，即原来按人丁征收的税现在并入土地中征收，这符合地丁银制度的特征，即将丁税摊入田亩中征收，不再以人为单位征税，故选B项；原文中提到的是“滋生人丁已免其徭”，即新增人口免除了徭役，但并未说明所有百姓的赋役都被免除，A项与史实不符，排除A项；原文中并未提及各民族或税收平等的问题，因此C选项与原文内容无关，排除C项；实际上，地丁银制度的实施减轻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因为不再以人丁为单位征税，农民可以相对自由地迁徙和选择职业，排除D项。

10．【答案】B【解析】据所学“册籍中表示‘丁’的数量却出现了小数”“对‘丁’的统计使用‘升’‘合’‘勺’‘撮’等粮食计量单位”及所学可知，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废除人头税，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材料中对丁的统计出现小数和采取粮食计量单位的统计方式，体现了赋役制度变革的影响，故选B项；丁的数量出现小数并非因为管理松弛散乱出现的失误，说明管理非常严密，排除A项；材料只涉及对丁数量的统计发生变化，主要涉及国家赋税的征收，没有涉及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排除C项；材料只涉及对丁数量的统计发生变化，没有赋税征收实物还是银两的信息，排除D项。

11．【答案】B【解析】材料中提到“街南多粮坊”“街北则茶楼酒肆鳞次”“东巷专营皮货毡毯”“西巷汇聚南北药材”，各区域有明确的商业分工，体现出专业化市场的发展，故选B项；材料提及商贩自通州漕运抵此，显示长途运输存在，但核心是市场内部专业化分区，非长途贸易的兴盛主题，排除A项；材料聚焦北京城内商业，北京为政治中心非工商业市镇，工商业市镇指江南等地经济中心如苏州盛泽镇，排除C项；材料仅描述商业繁荣，未提政府政策变化，清代前期抑商政策如重农抑商、限制商人地位等仍较严格，此景不体现政策松弛，排除D项。

12．【答案】D【解析】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手工业发展增加了对植物油料的需求，材料显示江浙农民广泛种植榨油原料乌桕树，从山地到熟田均有种植，且明确因"食其利"而推广，说明工商业需求直接引导了农业种植选择，故选D项；题干仅提及江苏、浙江种植乌桕树，未呈现不同地区间经济分工状况，不涉及农业领域地区经济分工，排除A项；自给自足传统经济逐渐解体始于鸦片战争后，与明朝时间不符，排除B项；全国统一市场形成需具备成熟商路、货币体系等，明代仅出现区域性市场（如江南市镇），未突破地域限制，材料未涉及乌桕油的全国流通情况，排除C项。

13．【答案】A【解析】材料提到福建各类商品大量外流贸易繁荣，但又有“倭寇”劫掠商船，明代实行海禁政策，限制对外贸易，这阻碍了商品经济正常发展，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故选A项；经济繁荣与治安问题虽并存，但倭寇劫掠是海禁政策衍生的特定现象，非一般性社会治安矛盾，排除B项；中外贸易活跃确实存在，但倭寇问题主因是海禁政策而非海防薄弱，明代嘉靖时期戚继光等曾强化海防，排除C项；材料未体现国际贸易间区域经济互补的特征，矛盾主要在商品经济发展与海禁，排除D项。

14．【答案】B【解析】材料显示商船赴日数量在1684年后从24艘猛增至193艘，这与清朝康熙帝1684年因台湾统一、局势稳定而解除海禁（展海令）的史实相符，反映海禁政策松动推动贸易增长，故选B项；朝贡贸易是官方特许体系，材料中的商船属民间贸易，数量激增不代表朝贡规模扩大，排除A项；东南倭患在明末戚继光抗倭后已基本解决，清朝海禁主要针对郑成功势力，1684年贸易增长与倭患无关，排除C项；贸易数据仅限中日航线，17世纪太平洋贸易由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主导，中国未取得主导权，排除D项。

15．【答案】

（1）推测1：中国人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海盗，故选择河运取代海运。

评析：我认为利玛窦的推测不合理（1分）。明代确实面临海盗侵扰（如倭寇）和海洋风险；但明初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明朝造船技术也发达，而且明中后期有开放海禁，可见国人并不恐惧海洋（2分，只要写出其中类似的表达，即可得2分）；此外，河运有利于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写出其他角度分析可得2分）。利玛窦作为欧洲人，从自身文明出发，夸大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在海洋观念上的差异（1分，只要写出其中类似的表达，即可得1分）。因此，仅从海洋角度推测过于简单化，未能全面考虑明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具有局限性，故利玛窦的推测不合理，故我们要辩证审视利玛窦的观点。（1分）

推测2：中国人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海盗，故选择河运取代海运。

评析：我认为利玛窦的推测有一定合理性，但有局限性。（1分）明代确实面临倭寇侵扰和海洋风险，曾长期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郑和下西洋后再也没有向海洋探索，由此推测国人因恐惧海洋而停罢海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2分）。利玛窦作为欧洲传教士，从海洋文明的视角出发，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在海洋观念上的差异。（1分）但停罢海运还有其他背景，如河运有利于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写出其他角度分析可得2分）。因此，仅从海洋角度推测过于简单化，未能全面考虑明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具有局限性，故我们要辩证审视利玛窦的观点。（1分）

（2）视角：经济（商业）视角、民生视角、官僚利益（政治）视角（1分，任答1点即可）

影响：积极：推动了运河沿线城市的繁荣，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加强黄河治理，保障了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消极：河运维护成本高昂，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长期忽视海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航海技术和海上贸易能力的发展，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进程；限制了海上贸易和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